高嶺土與景德鎮元明清制瓷業

高嶺土與景德鎮元明清制瓷業
    第一節 高嶺土是衡量元以后景德鎮窯業興衰的標尺
高嶺土，從礦物學角度看，有所謂次生與原生之分。次生高嶺土以膏泥形態賦存，而原生高嶺則多為沙土狀，混雜于石英顆粒之中，只有淘去沙石才能獲得凈泥。因此次生高嶺容易被人們發現利用，其使用年代有可能早于原生高嶺。
    從考古發現與對古器物進行觀察、測試所取得的資料來看，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先民們，遠在新石器時代后期就開始使用了次生高嶺土；仰韶時代的那種白衣陶器上的白衣，可能為高嶺土涂飾，但只是作為化妝材料而已。河南安陽出土的殷代精美的印紋白陶，可以確定為純高嶺土制作。但由于高嶺土中的堿金屬和堿土金屬氧化物的含量極少；三氧化二鋁多高達30～40％，其耐火度為1700度以上，人們單獨使用它雖能燒造出白色器皿，但究因其燒結溫度過高，難以形成新的人造材料。因而用純高嶺土制造的器皿，吸水率很高，還不如普通陶胎結實。這樣，它對制陶業來說，意義就不甚重大了。
    從許多考古報告來看，真正的瓷器(即器胎吸水率低于0.5％，透光度良好的瓷器)是由我國出產瓷石的地區的陶工們首先使用瓷石這類原料制成的。它的出現似和高嶺土無關。前些年，考古界討論瓷器的定義時，提出了一個是否使用于高嶺產作為區分陶和瓷的標準，看來似與歷史實事不甚吻合。
    雖然瓷器的出現和高嶺土的關系不甚明確，但是當鋁氧含量較高、厚度有限的上層瓷石被早期的陶工們用完之后，高嶺土就成為制瓷業中生命攸關的原料了。正如殷宏緒在1712年的書簡中所記述的那樣：瓷石(白不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嶺則是瓷器的骨胳。周仁先生在研究清初瓷器的化學組分之后也說：由于大量使用高嶺，瓷石在胎中主要是起熔劑作用。這樣一來，高嶺土的來源與質量就可以作為測量景德鎮元代以后窯業興衰的一把標尺。
    現以文獻與窯業遺物為依據，對該鎮十四--十九道世紀使用的高嶺土與制瓷業的波動趨勢。略作考察如下：
    第二節 麻倉土與景德鎮14--16世紀的制瓷業
    第一期為13世紀-14世紀56年代：景德鎮陶工最初是在麻倉一帶發現高嶺土的。其年代可能在13世紀末或14世紀初。并為浮梁瓷局所壟斷。14世紀50年代后，浮梁一帶被元末農民起義軍占領，瓷局結束。在13世紀后期至14世紀前半期，元廷壟斷麻倉高嶺土達半個世紀之久。其間，民營窯場不得問津。
    就景德鎮市區與湖田窯元代遺存出土的瓷器來看，凡印有五爪龍紋、招府銘文的日用瓷以及大件青花瓷殘片(與伊朗、土耳其傳世的元青花大件瓷器類似)，胎質細白，鋁氧含量高達20％以上(詳表一)。其他產品雖有白胎和黑胎之分，但白胎的白度與細度難以和上述瓷胎相比，黑胎則近于陶胎。由于原料低劣、加工草率，器型笨拙，有不少器皿連圈足也不旋挖，出現了景德鎮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質地特粗的實足碗。明初人曹昭在《格古要論·古窯器論。古饒器》記述"御土窯"時說：“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學者高”：他顯然是就浮梁瓷局的產品而言的。而孫瀛洲先生在談到整個景德鎮元代瓷器時說"精者甚精，粗者甚粗⑤的論斷，則比較全面地概括了元代瓷器的面貌。顯然這一時期的景德鎮產品是官窯器極精，民窯器特粗。這種精粗懸殊，當與官府壟斷優質高嶺土不無關系。
    第二期為1352年一1402年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二十七日，紅巾軍首領之一的項普略攻克浮梁。至1357年,該地一直在戰爭中。②1360年李庸守浮梁，形勢漸趨穩定，至正22年(1362)以后，生產得到恢復并有某種程度的發展②，在1402年明王朝建立御廠之前‘元王朝的所謂"御土"和浮梁磁局的官匠當散落民間。瓷局不存，民窯的自由更多，其產品的質量必有所提高。但由于人們對這一時期的具體遺物研究不夠,因此面貌尚不清晰。但隨著景德鎮印刷機械廠和紅光瓷廠十四世紀后半期窯業遺存的發現和印度尼西亞、印度、菲律賓、沙撈越等地這一時期的景德鎮瓷器的大量出土,預計將會有新的認識和評價。
    第三期為1402年一16世紀初 1402年是明代御廠建立之年。關于御廠的始建年代,明、清文獻有六說： 1、洪武二年。2、洪武25年。3、洪武末。4、洪武35年(即建文四年)。5:宣德初。6、正德初。以上各說目前以洪武35年為多數人接受，在未作詳細考證之前，我們暫從這一說。由于御廠建立后必須使用優質高嶺土，元代的"御土"必在此時為明御廠壟斷，即明代文獻中的所謂"官土"。這一期間的永樂、宣德、成化御廠瓷器極為精致，文獻多有記載，早已成為燴炙人口的藝術珍品。就近幾年我們在景德鎮珠山路明代御器廠前院和珠峰東側發現的官窯殘器來看,永樂--正德官窯瓷器胎質細膩、白度極高。永樂靶杯口沿厚度僅0.8毫米，成化小杯、碗通體厚度多為2～0．6毫米，胎中鋁氧高達21.24％，若非使用優質麻倉高嶺斷難制出。同期民窯雖也制造白釉器與青花瓷器，但由于制胎時使用的是"假土"(即假官土--麻倉附近所產的次等高嶺土)，胎釉的白度不高，青料呈色暗淡，紋飾亦步御廠瓷器后塵，裝燒時多采用沙墊，極少使用墊餅，足見當時原料珍貴。這一期間的民窯很難見到佳器，亦無見諸文獻的著名窯場。即使如此，但其時民窯器亦較元代粗器有所進步。
    第四期為嘉靖--萬歷前期清·唐秉鈞《文房肆考》卷三：靖窯回青盛作，幽菁可愛?！划斅閭}土將次告竭，饒土漸惡，體質較之宣器大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遠甚。明·高濂《遵生八箋·論饒器新窯、古窯》謂:世宗青花、五彩二窯，制器悉備。奈何饒土入地漸惡，較之二窯往時代 (指宣、成)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遠甚。
    康熙《浮梁縣志·陶政》，謂萬歷十一年時，“麻倉老坑土膏已竭”。由于麻倉老土采掘已兩百余年，資源漸近枯竭，質量變劣，嘉靖、萬歷間的官窯已不能和永樂、宣德、成化時相比了，是所謂御器質量下降的時期。但就景德鎮董家塢窯的遺存來看，該民窯在這一時期的產品已較上期考究，有逐漸精致的趨勢。清·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五載：崔公窯：嘉(靖)、隆(慶)間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窯遺法制器，當時以為勝，號其器曰"崔公窯瓷"，四方爭售。諸器中惟盞式較宣、成兩窯差大，精好則一，余青(花)、(五)彩花色悉同。為民陶之冠。以上是麻侖土風行期間的官、民兩類窯場的大致概況。     第三節高嶺土與景德鎮17--18世紀的制瓷業
    高嶺土大量應用約為萬歷中后期--清乾隆。麻倉土告竭之后，景德鎮陶工旋即在高嶺山找到了優質高嶺土。前引《浮梁縣志·陶政·陶土》條謂：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鎮土牙戴良等要督陶太監潘相收高嶺土為官業，后因葉云仍與周起元力爭，明廷收回命令。不過明廷還檄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由于形勢所迫。因為其時武昌等地民變紛起，明政權己在風雨飄搖中。由于朝廷不能壟斷高嶺，民窯的優質高嶺土來源空前廣闊。再加上隆慶間開海禁，那些“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來耙”(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海澄縣志》)的冒險家們給景德鎮瓷器開辟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因而窯業得以蓬勃發展。其時的官窯瓷器質量平平，而同期的文獻中則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民營窯場。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謂:浮梁人昊十九者，……隱陶輪間，與眾作息。所制精瓷，妙絕人巧。嘗作卵幕杯，薄如雞卵之幕，瑩白可愛，一枚重半銖。又雜作宣、永二窯，俱逼真者。
    《景德鎮陶錄》卷五：周窯：隆(慶)、萬(歷)時人，名丹泉。本吳門籍，來昌南造器，為當時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競重購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攜至蘇、松、常、鎮間售于博古家，雖善鑒別者亦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爐與獸面朝耳彝，皆逼真無雙，千金爭市。迄今猶傳述云。除上引各窯外，還有吳明官(詳明·張岱《陶庵夢億》)、陳仲美(詳《陽羨茗若陶錄》、《景德鎮陶錄》)等窯，亦稱著一時。以上民間名窯的涌現，是景德鎮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亦是中國制瓷業中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于明晚期的標志之一。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這一時期的窯場多分布在景德鎮市內和董家塢、觀音閣一帶，其窯業遺存堆積豐厚，產品潔白細薄，制作精巧。彩繪風格自由豪放,與官窯不同，卻又可以和官窯媲美。最近，由我們提供標本，輕工部陶研所測試觀音閣出土的一件晚明青花殘器，鋁氧競高達27％○，可見當時的民間窯場對高嶺土的用量空前增多。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謂嘉靖～萬歷間景德鎮瓷器市場：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東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鎮。而商賈往往以是牟大利。由筆者提供標本，經景德鎮陶研所1982年9月測得晚明青花瓷胎化學組分為：SiO2:66.94 1203:26.70 Fe2O3:0.72 MnO:0.16,CaO:0.56 MgO:0.09,K20:3.09 Na2o:1.89.燒失0.20 總量100.35?！短旃ら_物，陶埏》談到明代南北諸窯時說：合并數郡，不敵江西饒郡產。明萬歷二十五年王士性《廣志繹》卷四謂：偏(遍)國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車所到，無非饒器也。同書卷一又謂：天下碼頭，物所出所聚處，蘇、杭之幣，淮陰之糧，維揚之鹽，……浮梁之瓷，……溫州之漆器。經過明末清初的大亂，景德鎮趨于穩定之后，順治間，清王朝沿襲明制，置御窯廠于景德鎮。＠康、雍、乾三代是眾所周知的所謂中國陶瓷史上的“黃金時代”，其時的官窯尤其是雍正官窯器白度極高(77％)，燒成溫度達1300℃，瓷胎中的鋁氧竟然高達30.5％，高嶺用量極大，其瓷胎的物理性能都己接近、有些還超過了現在優質硬質瓷的技術指標(詳周仁《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鎮瓷器的研究》科學出版社1958年北京版)。民窯產品也較前有所提高，許多鑒賞家都認為其時"官窯往往不如客貨"。這一時期的前階段，民窯產品優于官窯，后階段則出現"官民競市"，可見官、民制品并精。
    第四節星子白土與景德鎮19世紀的窯業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是景德鎮窯業的衰落期。以往的陶瓷史家們在探索其衰落原因時，多從"國力不足"方面去考慮。但該鎮部分族譜與石刻以及有關的地方志卻透露了其中的真消息。清·光緒高嶺《馮氏宗譜》卷三《馮光發傳》謂：光發，乳名星，……歿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處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廠數百，人數千，強取磁土，傷害數村來脈，并傷田租二萬八千零，強橫無敵，事延三載。系星舍身喪命以救數村人煙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樂，又蒙縣憲田同南昌張 審結究辦。嗣后奉示嚴禁，不許挖取。1978年，我們在鵝湖公社的另一高嶺土產地李黃調查古礦洞時，在其清源道觀左墻上發現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一方，碑文謂："調浮梁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次田為勒石嚴禁開挖磁土，以護土墓，以杜事端。"照得浮邑境內山場多產磁土，每有棍徒鉆謀開挖，無知業主貪利租售，以致侵礙良田，損傷墳脈，訟端繁興，貽累無休。近有婺源民人洪光祖等謀挖高嶺、天寶堂等山，釀成命案。業經本縣勘明封禁在案。茲據……職員馮日淳……等，以興義、錦義、義合、豐田等都所有山場田地皆系龍脈攸關，從未開挖?！窆娮h明立約，東自五花尖，西至大石塢，南自分水絳（山降合）"北自黃茅(山降合)……至李黃(坊)陂廟下為界?！煤蟾饕算∽窦s載四界，不論大小山場，俱須照契管蓄，不許租挖磁土致礙田墓。即攸將山出賣，亦不論附近有無田墓，務于契內載明買主不得挖土字樣，仍著立約人等互相稽察。倘有無知業戶聽信棍徒鉆謀租挖，許即呈約指名赴縣稟報，以憑拏察。慎勿徇隱以及藉端誣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把以上碑志和家譜記載相印證，可見在乾隆后期，不獨高嶺，甚至連李(黃)坊一帶也被江西省布政司和浮梁縣嚴禁開采。高嶺封禁之際，十八世紀末的景德鎮開始使用大洲高嶺土(大洲高嶺始見於《陶錄》)，也許是質量不好，淘洗出土率較低(13％左右)，不久便大量使用星子高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康府志·物產·附白土案》記道光時南康府查訊案情狀謂：據舉人汪自清……等供稱：廬山白土歷來無人開挖。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鎮燒窯，始取白土運赴景鎮售賣，獲利數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兩縣民人徐坤牡等陸續在南排嶺、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處開設數十廠。
    《白土案》又引道光二十一年都昌縣監生徐坤牡等呈文謂：緣生等取星(子縣白)土造瓷，年久相安，毫無干礙。前引同書錄道光十九年巡道德札謂：景德鎮無論精粗瓷器必須使用星子高嶺。把這兩條記載與前面文獻相印證，星子高嶺當崛起於高嶺、李黃封禁之后，夏姓開挖當在嘉慶左右?？梢娗『笃谥恋拦忾g，景德鎮各窯所用之高嶺土多來自廬山星子縣。當我們明白了這段史實后，便可把它和明代的麻倉土與清初東埠高嶺土和清后期星于高嶺土相比較了。前引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砂土》記麻倉土謂：麻倉官土一百斤值銀七分，淘洗凈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前引《南康府志·白土案》謂：各廠俱在貼近港堰處開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梢娡砬宓膹]山白土比明代麻倉高嶺土出土率低10-20％。若再從運輸線路上看：麻倉、高嶺二地所產之白土，明清兩代均經水路順流“艇運至鎮，離鎮45公里，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
    (乾隆《浮梁縣志·陶政。陶土》)星子高嶺離鎮200公里，水路經波陽由昌江至鎮，其航程4倍於麻倉或高嶺。進昌江后為逆水，其延長時日可以推知。星子高嶺的出土率低，運輸線路長，其價格當數倍于明代和清初的麻倉土與東埠高嶺，可知晚清瓷器的生產成本必比晚明--清初要高得多。如果把明--清初人及清中后期人記述景德鎮的文獻兩相對照，似能窺見這兩個時期的窯業差異。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謂：余嘗按行列郡，民惟饒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明·王世懋《二酉委譚摘錄》謂：景德鎮，天下窯器所聚，其民殷富甲於一省?？滴酢陡×嚎h志·疆域·風俗》記景德鎮風俗謂其民少本業趨末，作陶器收四方之利，……食貨之所需，滿于市求之便，其不為侈靡者鮮矣。但至嘉慶、道光間，情況就于以上不同了。清·吳允嘉《浮梁陶政志》(道光十一年《學海類編》本)謂：景德鎮-隅之地，四方商販瓷器者萃集於斯，廬舍稠密，煙火相望，其實無一富戶，執役最為勞苦。為什么晚明、清初與清后期的景德鎮相差如此之大呢?吳允嘉充滿憐憫的記述當于瓷用原料--高嶺土的來源和價格不無關聯罷。但是，運輸線路長、成本必然高昂而質量又不如麻倉與高嶺山的星子高嶺亦於道光廿年全面封禁。其理由謂：挖取白土，傷殘龍脈；洗土淘沙，沖塞山澗。以致堰水不通，農田受害，于地方大有關礙。(《南康府志·白土案》)更有趣的是星子縣土著地主稱：廬山為合邑地脈，風水所關。從前星子每逢鄉會試，科甲尚不乏人。自開挖白土以后，歷科脫榜。城鄉貿易之人亦日漸蕭索。然風水之說尚屬渺茫，惟農田廬墓賦命攸關。     (《南康府志·白土案》)而當時的官府決定封禁，當然不是出于渺茫的風水之說，而是鑒於礦業破壞了生態平衡，影響田賦收入。因為堵水淘洗有礙灌溉，尾砂流布致使沃土磽瘠。又，《南康府志·白土案》錄道光二十年星子縣民項家福呈文謂：本年因土乏用，各窯關閉數十家，現存不及一半，轉瞬一、二年歇業，自必殆盡。民窯既盡，官窯從何燒造?此理易明。且景鎮靠窯謀生者不止數十萬人，一經歇業。此輩從何安置?其禍不可勝言。項家福的這段呈詞雖然有警告或者說威脅官府的意圖，但卻真實地反映了鴉片戰爭前夕的景德鎮因星子高嶺的來源斷絕而出現空前的恐慌。